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容否定
2022-05-20 10:23:41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9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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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虛無和否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種錯誤觀點既否定了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根基，又錯指了其發展方向，更沒有洞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不容否定。隨著國家的高度重視和學術本土化大勢的形成，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將煥發新的生機。
一、否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表現
歷史虛無主義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虛無和否定，主要表現為“全盤西化論”“全盤否定論”及“價值虛無論”。眾所周知，虛無主義起源于西方，主要有兩種形態，即存在論的虛無主義和價值論的虛無主義。前者指的是存在的無根基狀態，后者指向最高價值的廢除；前者否定的是存在的基礎性，后者否定的是價值的絕對性。歷史虛無主義是虛無主義在歷史研究中的表現，它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虛無，在思想邏輯上與其在西方的淵源一脈相承，即借著“歐洲中心論”，主張全盤西化，徹底否定，這是事實的否定，也就是否定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根基；進而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也就是價值性的否定。
（一）“全盤西化論”。歷史虛無主義虛無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全盤西化論”。這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錯誤觀點全面否認中國傳統文化，過分夸大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既沒有解決當時救亡圖存的中國道路問題，也沒有能夠解決中國文化的根本出路問題，因而受到各方的批評。1978年改革開放后，“全盤西化論”又有所抬頭，并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否定、虛無傳統文化的思潮。盡管諸多知名學者對這種錯誤觀點進行了批駁，但至今這種錯誤觀點并沒有徹底銷聲匿跡，而是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不斷更新而有所蔓延。
應該承認，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中國屢被侵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屈辱及救亡圖存的抗爭，中國開啟了向西方學習的大門。時至今日，向西方學習依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全盤西化論”無疑走向了極端。這不但在現實中行不通，而且危及了我們的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和民族認同。對中國道路，西方及其文化都不能給予正確的答案，也不能指明未來發展的路向，只有回歸中華民族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根脈去尋求答案。對此，土耳其的發展道路也給予我們深刻警示。
具有伊斯蘭文化傳統的土耳其，在20世紀20年代起就全面推行西化，努力擺脫它作為伊斯蘭國家、亞洲國家的背景，并努力加入歐盟的行列。但是，至今歐盟并沒有真正接納土耳其；而土耳其不論在傳統與西化之間，還是在亞歐國際關系之間，都成為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從土耳其這一活生生的實例，我們應該有所借鑒。
（二）“價值虛無論”。與“全盤西化論”和“全盤否定論”相衍生的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否定和虛無。這種情況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人們心靈、道德、價值及精神的危機，主要體現就是“物質享受至上、技術至上，浮躁、膚淺、浮夸，已經成了社會通病”。這種情況不論在當今的世界，還是在當今的中國，絕非危言聳聽，因為我們就身處其中，有著切身感受。
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虛無論”相比，恰恰西方的歷史事實給予了有力說明。西方在近現代的過程中，有兩件大事至關重要，那就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就是要到西方文化的源頭——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中去汲取營養和力量；而在啟蒙運動的過程中，則大量汲取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西方的近現代文明就是汲取了這兩方面的營養和力量創造的，但它并沒有割斷自己歷史，也沒有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這對我們建設美麗、和諧的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新文化提供了借鑒。
（三）“全盤否定論”。與“全盤西化論”相伴隨的，就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論”。這種觀點以“西方中心論”來衡量、闡釋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認為傳統文化對中國歷史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必須一掃而后快。更甚者，傳統文化被冠以“封建迷信”的惡名。
儒家的仁愛論、道家的濟世觀、佛學的慈悲觀，與西方的博愛觀在內涵上有著程度不同的相通之處，盡管它們的表現形式、使用范圍有所不同。難道前三者就是“封建落后”的東西應該全然拋棄，而西方的就是“積極進步”的東西而全面肯定和弘揚？由此可見“全盤否定論”的偏激和錯誤之處。
即使具體觀點暫可不論，“全盤否定論”的最要命之處，在于宣揚了一種關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無根性”的錯誤觀點。歷史具有連續性，無法與過去徹底割斷；傳統與現代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難以徹底決裂。就如同一個人既無法與自己的家族譜系割斷，也難以與自己的過去決裂。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的命運可想而知。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完全背離本土深厚的文化根基乃至割斷自己的悠久歷史，無益于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不但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而且更要高度重視，正確認識和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因為這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創造現實與未來的根基。
二、否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觀點在諸多大勢中走向終結
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有其必不可少的條件，否則愿望歸愿望，藍圖歸藍圖。否定優秀傳統文化的“虛無”觀點走向終結也是如此。可以說，近些年來國家領導人、國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國學術本土化大勢的形成，為此提供了客觀與主觀的必要條件。
（一）國家的高度重視。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社會科學的系列講話，及相關國家政策的出臺，和國家歷史研究新機構的成立，為克服那些否定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觀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客觀條件。習近平總書記這方面的主要活動及講話有：
1.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曲阜孔子研究院，在儒家文化的發祥地發出弘揚傳統文化的號召。2014年9月，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對儒學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予以更明確的肯定。
2.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藍圖，強調“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并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這一問題。
3.2019年3月4日，在全國政協相關會議上強調，文化藝術界和社會科學界要“為時代明德”，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
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為時代明德”“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可謂抓住了我國當今社會的一個重大核心問題，抓住了古今中外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抓住了世界各大文化及文明中的一個軸心問題。如果說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對學術界、理論界的要求，那么強調“為時代明德”“用明德引領風尚”則是在社會層面的展開，將有助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生活的結合。與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相呼應，我們國家的文化政策發生了深度調整，“文化自信”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別是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及其他遏制“西化”的政策措施。另外，2019年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宣告成立，習近平總書記為此發來賀信強調“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這表明，中國歷史研究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動，正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可以說，從國家領導人，到國家文化政策的調整，和新的歷史研究機構的成立，全方位構建并形成了一股重視中國本土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力量，這為克服否定優秀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等錯誤觀點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二）眾多世界性難題的化解需要中國文化提供智慧。在20世紀上半期，由西方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歷史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死傷都達千萬人乃至數千萬人，而且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原子彈也在日本廣島、長崎爆炸。這種教訓不可謂不深。由此，不能不反思和反省這種巨大災難背后的文化問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斯賓格勒就提出了“西方沒落”的觀點。之后，湯因比在其歷時多年的《歷史研究》中指出：“西方和西方化國家走火入魔地在這條充滿災難、通向毀滅的道路上你追我趕，因此它們之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來解救它們自己和全人類。”他認為，必須在西方以外尋找使人類生活穩定下來這種新運動的發起者，并將目光投向了中國。
當今世界面臨著眾多棘手的問題，例如生態惡化、文明沖突、局部戰爭、人的物化等。孔漢思、杜維明、許嘉璐等人提出和倡導構建“全球倫理”來解決當今世界中的諸多重大問題，并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智慧將成為人類共同倫理的動力源泉。由此可見，由于世界性問題所引發的中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關注。盡管他們的具體觀點還可以討論，但畢竟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己對人的巨大價值。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明德、至善、中道、道法自然等思想，確實是破除戰爭與和平、科學與人文、物質與心靈等二元對立問題的良方。二元對立是西方文化中比較突出的思想和思維，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排他和斗爭。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恰恰崇尚和諧，不尚戰爭。在中國歷史上，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文化進入中國，與中土文化融合共生，乃至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中華大地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中華民族也“沒有對外侵略的傳統”。這些都對動蕩的現代世界給予文化和智慧的啟示。
由此我們不得不再次深刻反省中國優秀文化的被虛無和被否定問題。我們堅信，此類問題將在諸多世界性難題的化解中走向終結。
（三）中國學術本土化大勢。近年來，中國學術本土化逐步在學術界展開，這在政治學界、法學界、經濟學界、歷史學界、社會學界、管理學界、哲學界等眾多領域有著明顯的表現。可以說，本土化已成為國內學界最引人注目的方向性變動。就史學理論的發展而言，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向“中國本土”回歸速度加快。歷史研究注重“中國本土”，構建“中國話語”越來越受到史學界的重視。王學典《把中國“中國化”》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其他學者對此也多有闡發。例如，于沛指出，文化的傳承性與歷史的傳承性一樣，不可割裂。瞿林東指出，在學科體系的構建中，繼承性與民族性密切聯系，脫離了繼承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性，更談不上具有中國底蘊、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歷史學話語體系。瞿先生進而以對宋人史料筆記的具體研究等成果來支撐自己的論斷。喬治忠提出：“當前的史學理論研究，應當打破現代西方史學概念工具的套路，建設具有中國話語指征的史學理論體系，這是歷史學界當前的要務”。
由此可見，當前國內諸多學者不僅提出了“回歸中國本土”“構建中國話語”的概念和命題，而且在具體成果上已有所顯現。回歸“中國本土”，以“中國話語”敘述中華民族自己的歷史，都為克服虛無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觀點提供了學術土壤和主體推動者。
三、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克服否定優秀傳統文化錯誤觀點的根本路徑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針對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和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中存在的諸多重大問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不論是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每一次重大的質的進步和發展，都離不開文化、思想、知識正向的巨大變革，及其正向的引導。當今，我們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是中華民族承上啟下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時期，是真正靜下心來老老實實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新認識、探討、汲取和創新的時候了，也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俱進、適應新時代的時候了。
（一）將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圓融于當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在三個體系質的提升中實現創新性發展。這是克服否定優秀傳統文化錯誤觀點的學術支撐。
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迫切需要歷史智慧和文化思想的支撐，亟需從中國本土歷史和文化中提煉出對我們國家和世界發展有益的現代因素。
第一，有必要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觀點、概念、命題等進行提煉，對中國歷史的文化背景進行大視野綜合概括，從而既在博大的宏觀上又在精深的微觀中把握中國歷史的文化精髓，揭示出中國歷史內在的精神氣韻。第二，中國文化自古就有文史不分的優良傳統，所以有必要加強文史哲、儒釋道之間的交流和對話。這有利于深刻把握和體驗相關思想、觀點、概念、命題等文字背后的深層內涵。第三，充分挖掘歷史典籍中體現中國文化的內容，保證內容的詳實性和扎實的學術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點、概念、命題等，蘊含在古代經史子集、方志、戲劇等不同體裁的典籍中，亟需我們去耐心、細心、精心挖掘，梳理彰顯。
優秀傳統文化不但蘊含著中國歷史的基因和根脈，而且還蘊含著中國思想、中國史觀、中國智慧最為核心的理念。近幾十年來，中國本土歷史思想和歷史理論的缺失已成為制約歷史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瓶頸，而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被忽視。哲學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三個體系的建設，將對此有質的改變。由此，中國學術從根本上面臨著一個質的重要轉折，那就是依托中華民族雄厚的文化根基和高度的文化自信，開辟一條本土化的學術道路。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那些否定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觀點將失去學術土壤和學術空間。
（二）將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具體思想和觀點，創造性地圓融于個體的生命和群體的生活，在促進個體生命與群體生活質的提升中實現創新性發展。這是克服否定優秀傳統文化錯誤觀點的人文支撐。
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優良傳統是“經世致用”，而中華傳統文化最根本、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文精神，“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典型寫照。近些年來，由于受西方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負責保存我們國家和民族記憶的歷史學，對現實越來越冷漠，離現實越來越遠。應該說，這不是歷史學的常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不論是歷史研究，還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都要走出象牙塔，去關注、關心人們的現實生活。如何圓融現實，關注當下的人生，傳統文化中的如下幾點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其一，提供個人道德境界不斷提升的路徑。人獸之別是中國古代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而人獸之別的重要區別就是人具有倫理、道德和價值及其不斷的提升。這在《禮記》《孟子》《荀子》等經典中有著生動詳細的記載。倫理、道德和價值最初將人和獸區別開來。但到此并沒有完結，對而是繼續提升，踏踏實實去“明德”，乃至走向“至善”。由此，個人的人生境界、道德素養日新月異，從凡塵俗子進步為君子，從君子進步為大德，從大德進步為圣賢。由此，中國文化解決了人獸之別，以及個人層次的不斷提升和超越問題。盡管世界各大文明都注意到道德倫理問題，但中國文化中的道德倫理更為系統、精細而引起其他國家諸多學者的高度重視。例如，黑格爾曾言：“當我們說中國哲學，說孔子的哲學，并加以夸羨時，則我們須了解所說的和所夸羨的只是這種道德”。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仍然給人們以借鑒。隨著當今世界人的物化問題日益嚴重，中國文化中的道德、倫理、價值的具體思想和觀念，必將有益于世人。
其二，確立由個人至家庭、群體、國家、天下等境界提升的不同層次。如果僅僅只是個人的道德的成功，遠不能說明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除了上述個人道德、境界的提升外，它還由己及人，乃至家、國、天下。第一，由己及人。也就是還要確確實實引導、育化、成就他人，即《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第二，由己到家、群體、國、天下。這也就是《大學》所彰顯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三，相反相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值得注意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雙向的，不但相輔相成，而且相反相成。也就是自己不成功，出了問題，遇到了困難和挫折，就要反躬自省，不怨天尤人，不一味向外部尋求解決之道。這是除了倫理、道德、價值之外，優秀傳統文化給予我們的一個有重要價值的思想和啟示，尤其是對當今太注重物質追求的人們和社會。
可以說，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指向人們的人生，不但有量的積累，而且也要有質的提升，這是克服虛無主義等錯誤觀點的源頭活水。
（三）將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具體思想和觀念，創造性地圓融于各個層面的實踐，在“知行合一”中實現創新性發展。這是克服否定優秀傳統文化錯誤觀點的實踐支撐。
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知行合一”，也就是既重知，也重行。如果說將優秀傳統文化圓融于各學科的三個體系建設，還在學術“知”的層面的話，那么將其圓融于各個層面實實在在的實踐，則是“行”的層面。在中國歷史的發展跌宕起伏的進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優秀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是貫穿始終的從來不曾斷裂的基因傳承，連綿不斷的精神命脈。它與不同時代的具體時空人事條件相融合，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和形態，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之所以如此，就是與我們的先人對眾多文化思想、理念實實在在的實踐、擔當有關系，盡管其中層次不一，方式各異。
知行合一關注的不僅是學理大道，更注重將學理大道落實到實實在在的行為。當今之所以歷史理論或歷史思想研究匱乏，就和“知”與“行”的不協調乃至相悖有關；與說得多做得少、唱得多行得少有著密切的關聯。其一，就學理而言，知與行辯證統一，能知才能行，行又促進知。其二，就實踐而言，只知不行難達真知，還是不知。因為，知要見之于行，需要智慧地圓融種種因緣條件，絕非空言“知”字所能辦得。字識得，言說得，但不一定行得。例如，明德、至善，大家都認識，都會讀，但行了沒有？又行到什么程度？答案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高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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