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基因、綠色生產力與“兩山”理念：文明轉型的制度邏輯與中國方案
2025-08-14 12:47:54
來源：西部決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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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吉白茶園的生態賬本到秦嶺深處的林長制公示牌，從福建三明的林業碳匯實踐到陜西榆林的用能權交易探索——這些散落于中華大地的實踐碎片，串聯起一條清晰的制度演進脈絡：綠色基因作為文明存續的文化記憶，在“兩山”理念引領下，通過綠色生產力的制度創新，正完成從“生態智慧”到“治理范式”的躍升。這既是中國破解“發展-生態”悖論的實踐答卷，又蘊含著人類文明轉型的制度密碼。
一、綠色基因：從生存智慧到制度文化的演進
綠色基因并非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物質，而是特定地理環境中積淀出的“制度文化記憶”——它既包含先民“用養平衡”的生存智慧，又蘊含著現代生態治理的規則雛形，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從“隱性默契”到“顯性制度”的進化軌跡。
農耕文明的“隱性規則”：共生倫理的實踐形態
在生產力有限的農耕時代，綠色基因表現為不成文的“生態契約”，通過生產實踐代代相傳。陜北毛烏素沙地的“三砍三留”法則，本質是牧民對沙柳資源的“配額管理”：老枝可伐而新苗必留，實質是“代際公平”的樸素表達；密叢可疏而稀處必保，暗合“資源承載力”的生態閾值理念。這種規則無需法律強制，卻通過“沙柳認規矩，你留它一線，它護你一片”的民間智慧形成群體約束。
良渚古城的水路城門設計更顯精妙：8座城門均設“魚道”，通過石縫間距與水流速度的物理調控，實現“成魚可捕、幼魚必放”的可持續捕撈——這是史前時代“生態紅線”的物質載體。明代徽州《竇山公家議》將這種默契制度化：“凡伐一樹，必補種二株，違者罰銀十兩充公”，通過“罰則”將道德約束轉化為剛性規則，使當地森林生態得以長久維系。此時的綠色基因，是“生存必需”催生出的制度萌芽，以“習慣法”形態維系著人與自然的平衡。
工業文明的“規則調適”：生態危機倒逼的制度回應
工業革命的“征服自然”范式，曾一度中斷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20世紀下半葉，榆林為糧食增產過度開墾導致沙化擴張，安吉因礦業發展造成水土流失——這些“生態赤字”的背后，是傳統規則對工業生產方式的“適應性失靈”。但綠色基因的核心序列從未消失，而是在危機壓力下啟動“制度調適”。
2005年“兩山”理念的提出，成為綠色基因制度表達的“啟動子”。安吉關停礦山后，并非簡單回歸傳統，而是創新“退礦還茶+民宿旅游”的利益聯結機制：茶農收益與森林覆蓋率掛鉤，通過“生態入股”讓保護者獲利；榆林在沙柳林套種光伏板，將“禁伐沙柳”的約束轉化為“光伏收益”的激勵，使生態保護從“義務”變為“權利”。這種轉變印證了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觀點：有效的規則必須實現“激勵相容”——當保護行為與個體利益一致，綠色基因才能從“文化記憶”變為“行為自覺”。
數字文明的“制度躍升”：技術賦能的規則重構
數字技術為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提供了全新工具，使其從“地方規則”升級為“可計算、可交易、可追溯”的全國性制度。福建三明的林業碳匯實踐，將“三砍三留”的經驗轉化為“林木固碳量=碳票額度”的量化規則，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跨區域交易——這是傳統“用養平衡”智慧的數字迭代：古人靠經驗“留苗固沙”，今人用算法“存碳變現”，生態保護從“道德倡導”變為“市場行為”。
浙江安吉的“智能留筍系統”更具突破性：AI根據土壤濕度、竹筍密度自動生成“留筍配額”，通過智能設備推送給竹農，既避免“公地悲劇”，又提升竹林產量。這種“技術+規則”的融合，使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突破了“熟人社會”的局限，形成“陌生人社會”也能遵守的生態規則。當《生物多樣性公約》“昆明-蒙特利爾框架”借鑒中國“林長制”經驗，綠色基因已從“地方制度”進化為“全球治理參考”。
二、綠色生產力：“兩山”理念引領的制度創新范式
綠色生產力的本質，是“兩山”理念激活綠色基因后的“制度創新集群”——它通過“價值重構-規則設計-實踐轉化”的閉環，打破工業文明“生態與經濟二元對立”的制度鎖定，其核心邏輯體現在“三層激勵相容”的制度框架中。
價值重構：從“免費自然”到“自然資本”的理論突破
工業文明的制度缺陷，在于將自然視為“無主物”和“免費禮物”（馬克思語），導致“生態外部性”無法內化。綠色生產力的制度創新，首先是對這一認知的顛覆：通過“產權界定”與“價值核算”，將自然系統納入生產要素市場。
浙江安吉建立縣級GEP核算體系，將森林水源涵養、空氣凈化等多項生態服務量化為“生態資本”，為生態補償標準制定提供科學基準——這是對古典經濟學“自然免費”假說的革命。陜西延安退耕還林地打造蘋果園，通過“生態認證+地理標志”使農產品溢價，證明生態要素通過勞動嵌入可成為“自然資本”。
這種價值重構的制度意義，在于讓“綠水青山”有了可衡量的“資產負債表”。當秦嶺的冷杉林既守護水源又在碳匯市場創造價值，當陜北沙地的光伏板既固沙又產生收益，“保護”與“發展”便從對立變為共生——這正是“兩山”理念的制度精髓。
規則設計：“三層激勵相容”的制度框架
綠色生產力的落地，依賴“政治激勵-市場激勵-社區激勵”的協同制度設計，確保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可持續。
政治激勵解決“誰來管”的問題。“林長制”“河湖長制”通過“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將生態保護納入官員考核體系——陜西秦嶺保護中，多部門執法權被整合，避免“九龍治水”的碎片化治理，體現“整體性治理”理論的實踐價值。這種“考核指揮棒”的調整，使生態保護從“軟任務”變為“硬約束”。
市場激勵解決“如何持續”的問題。全國碳市場通過“碳排放權確權”，將“生態外部性”轉化為“內部成本”，陜西控排企業通過技改出售配額獲得收益——這是“科斯定理”的生動應用：清晰的產權界定能讓市場自動實現生態效率。福建三明設立“林業產權收儲中心”，政府兜底林票違約風險，化解了金融資本進入生態領域的顧慮，體現“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中國特色治理邏輯。
社區激勵解決“誰受益”的問題。新安江流域“雙向補償+水質對賭”機制中，上游保護水質達標可獲下游補償，反之則賠償，使水質持續改善；三明“林票制”讓林農直接分享碳匯紅利，單張林票年分紅可觀。這種“保護者受益”的規則，使綠色基因從“制度文本”變為“生活方式”。
實踐轉化：政策工具的組合創新
不同生態場景中，綠色生產力的制度表達呈現出“工具組合”的靈活性。生態脆弱區側重“修復激勵”：榆林創新“用能權交易+綠電配額”政策，高耗能企業購買新能源指標可抵扣能耗，未達標企業需購買清潔能源補足，實現“減碳-節能-產業升級”三重目標；生態優勢區側重“價值變現”：留壩縣將林下經濟與“生態銀行”結合，農戶的種植、養殖收益可折算為“生態積分”兌換補貼；工業區側重“循環約束”：蘇州工業園區通過“廢物代謝清單”強制企業間物料循環，使固廢利用率大幅提升。
這些實踐印證了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優規則”，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必須與地域生態稟賦適配——這正是中國綠色實踐的可復制性所在：不提供“標準答案”，但提供“方法論工具包”。
三、綠色未來：從中國制度到全球治理的文明啟示
綠色未來的制度形態，是“兩山”理念引領下，綠色基因與綠色生產力協同進化的“生態治理文明”。它以“制度創新”破解“生態困局”，不僅為中國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更重塑著全球生態治理的規則體系。
文明形態的制度躍遷：從“征服”到“共生”的規則革命
工業文明的制度內核是“征服自然”的產權規則——將森林僅視為木材，將河流僅視為水源，導致“生態承載力赤字”。綠色未來的制度內核則是“共生倫理”的規則體系：秦嶺保護不僅看林木覆蓋率，更統籌水資源、野生動物、文化遺產，體現“生態系統整體性”規則；黃河流域治理跳出“分段管理”思維，上下游協同治沙、節水、發展，踐行“流域共同體”理念。
這種躍遷的標志，是“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與“經濟生產總值（GDP）”的“雙考核”制度。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地區，GEP已成為與GDP同等重要的“發展指揮棒”，2024年《生態保護補償條例》將“保護者受益”原則立法化，明確補償標準與GEP增量掛鉤。當生態規則從“約束性條文”變為“發展性指標”，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便從“對抗”走向“共生”。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創新路徑
面對全球性生態危機，西方主導的“規制主義”（歐盟強制減排）或“市場主義”（北美碳稅），多以犧牲發展權為代價，難以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中國方案的獨特性在于：通過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證明“生態優勢可以直接轉化為發展優勢”。
中非“綠色長城”項目將陜北治沙技術與非洲草原保護結合，通過草方格固沙阻遏沙漠化，讓當地民眾種植耐旱作物增收——這是“用發展促保護”的規則創新；“菌草技術”在多個國家扎根，既修復退化土地，又為農戶提供生計，印證“生態修復與減貧”的規則協同。聯合國環境署指出，中國“林長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等實踐，為南方國家避免“生態-貧困陷阱”提供了“低成本、可復制”的制度樣本。
永續發展的制度契約：從“地方實踐”到“全球規則”
綠色基因進化史，本質是人類對“生態契約”的認知升級史：農耕文明中是“熟人社會”的隱性默契，工業文明沖擊下是“危機應對”的被動規則，數字時代則升維為“全球治理”的顯性契約。當中國可再生能源投資占比超化石能源，證明綠色基因的制度表達已從“生存必需”變為“發展動能”；企業將環保成本轉化為產品溢價的實踐，印證“保護”與“發展”不是對立項，而是雙螺旋的兩條鏈，相互纏繞方能螺旋上升。
從良渚魚道的石縫規則到區塊鏈的碳賬本制度，從陜北沙柳的“三砍三留”到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的中國方案，綠色基因進化從未停歇。它帶著五千年的生存智慧，在工業時代的壓力中未曾斷裂，在數字時代的浪潮中更顯活力。
站在“兩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的歷史節點回望，中國的綠色實踐已完成從“地方探索”到“國家制度”再到“全球公共產品”的躍升。這種躍升的核心，是發現了“生態智慧制度化”的文明密碼：將綠色基因轉化為可操作的規則，將“兩山”理念轉化為能落地的工具。這既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又是人類面向未來的制度選擇——因為最好的文明，從來不是與自然對抗的規則，而是與自然共生的契約。
注：人類從綠色家園發展而來，刻記著綠色文化基因，著力發展綠色生產力，走上綠色發展之路，奔向綠色未來。黨雙忍著《綠色未來——生態空間理論與實踐》被評為“兩山論”20周年自然資源與生態文明20本好書之一。“兩山”理念改變中國。本文為紀念“兩山”理念20周年而作。2025年8月12日于磨香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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