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鐫刻在《詩經》里的文明奠基禮
華夏文明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一點一點創造出來的,從星星點點,到萬家燈火,走向波瀾壯闊,輝煌璀璨。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詩經》,窺探那段鮮為人知的開天辟地的華夏創業史……
五千年的風掠過《詩經》的詩行,那些誕生于田疇與城郭間的吟唱,從不只是先民的生活牧歌。《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反映了周代及之前的社會生活,記錄著華夏文明的形成過程。當我們循著《生民》《公劉》《緜》《皇矣》《武》的篇章脈絡回望,會發現其中藏著一部有待全息解碼的華夏文明“創業史詩”——這里的“創業”,非商業模式盈利,而是一個族群從“無”到“有”、從“散”到“聚”、從“生存”到“文明”的開拓與建構。從后稷“教民稼穡”的技術突破,到公劉率族遷徙的逆境突圍,從古公亶父構建治理秩序的制度探索,再到文武二王“以德配天”的價值確立,這部史詩串聯起的,正是華夏文明從萌芽到成熟的奠基歷程。這部“創業史”里沒有商業賬本,卻記錄著先民如何以雙手拓生機、以團結破困局、以制度立根基、以信念鑄文明——而這些鐫刻在詩行里的精神基因,至今仍在我們的文化血脈中清晰可辨。
一、技術創業:后稷奠定“生存模式”,文明的第一枚“技術銘文”
華夏文明的“創業”起點,始于一粒種子的落地。《詩經·大雅·生民》以充滿神話色彩的筆觸,講述了周人始祖后稷的誕生與使命:“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從“不坼不副”的降生奇跡,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的早慧,后稷的與眾不同,最終落腳于對“農耕”的天賦敏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這些對作物生長的細致描摹,絕非單純的景物詠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部初始的“農業技術手冊”:“茀厥豐草”是除草技術,“種之黃茂”是良種選育,“實方實苞”則是對作物生長周期的精準觀察。后稷并非天生的“神”,而是系統編碼農耕技術的華夏首席農藝師。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后稷兒時即好種麻菽,成人后善耕農,帝堯舉為農師,這一記載也印證了周人對農耕起源的歷史記憶。他以“農耕技術”解決了族群生存與發展的核心需求,將散落的先民聚集于邰地,以穩定的農耕生產取代漂泊的采集狩獵,完成了文明從“依賴自然”到“改造自然”的關鍵一躍。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曾指出,周人的農耕文明“奠定了中國人文精神的基礎”,而這一基礎的創建者,正是后稷。
他帶領族人重拾農耕傳統、重塑組織凝聚力:當土地從“荒野”變為“良田”,當族群從“離散”變為“聚居”,文明便有了扎根。這粒由后稷種下的“種子”,既是稷、麥等作物的種子,又是華夏文明“務實、創新”的精神銘文——這場以農耕為核心的“技術創業”,本質是“用核心能力解決生存剛需”,正如所有文明的“創業”起點,都離不開對“生存模式”的底層探索。此后數千年,“重農固本”成為王朝治理的核心邏輯,“勤耕不輟”成為民族性格的底色,皆源于這枚鐫刻在《生民》里的“技術銘文”。
二、逆境創業:公劉重塑“組織凝聚力”,族群的“團結密碼”
后稷的技術創業解決了“活下去”的問題,而公劉面臨的,是“活下去”之后“如何在危機中凝聚族群”的逆境挑戰。《詩經·大雅·公劉》記錄了后稷后代公劉的“二次創業”:由于故土遭遇戰亂與環境變遷,《史記·周本紀》載“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學界亦認為與渭水流域氣候波動相關,公劉毅然帶領族人遷徙,開啟了“于胥斯原”的探索之路——“于胥斯原”意為“考察這片平原,見百姓眾多”,詩中“陟則在巘,復降在原”等句,更生動描繪了他勘察地形、選擇居地的過程。
“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詩的開篇便勾勒出一位務實而果決的“創業領導者”形象:他不圖安逸,先整頓田疆、囤積糧食以解決“遷徙的物質基礎”,再備好武器與干糧以應對“途中的安全風險”,以萬全之策保障族群安危。途中,他“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仔細考察地形,“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確認水源與土地肥力——這種“先調研后決策”的審慎,正是逆境中“創業成功”的關鍵。最終選定豳地定居后,他“度其隰原,徹田為糧”重新劃分田畝、恢復農耕,“俾立室家”為族人建造居所,讓漂泊的族群再次有了“家”的模樣。
公劉的“創業”,核心在于“逆境中的凝聚力鍛造”。遷徙不是被動的逃離,而是主動的“組織重構”:他以“積倉裹糧”的籌備展現責任,以“相其陰陽”的智慧贏得信任,以“徹田立家”的行動穩定人心。當族人從“離散”走向“輯和”,周人不再是松散的群體,而是有共同目標、共同記憶的“文化共同體”。這場“逆境創業”的歷程,被銘寫在《公劉》的詩行里,成為華夏族群的“團結密碼”——從后世“衣冠南渡”中士族與百姓的相攜,到近代“西遷辦學”中師生的共赴國難,每當民族遭遇考驗,總有“公劉式”的擔當者站出,以“共擔風險、共享生機”的凝聚力突圍,而這正是《公劉》留給我們的永恒啟示。
三、建制創業:古公亶父構建“國家雛形”,文明的“秩序骨架”
公劉的逆境創業凝聚了族群,而古公亶父面臨的,是“族群壯大后如何建立穩定治理體系”的新命題——他以“建制創業”,完成了周人從“族群”到“早期國家”的關鍵一躍。《詩經·大雅·緜》開篇便寫“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描繪了他初到岐下時“穴居而處”的簡陋景象;而詩的后半段,卻呈現出“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的有序場景——這種跨越,正是古公亶父“建制創業”的核心成果。
他的革新,在于打破“首領個人治理”的原始模式,建立起分工明確的“早期官僚體系”:“乃召司空”掌管工程營建,規劃城邑、建造宮室;“乃召司徒”掌管教化與土地,整頓族群、安撫百姓。這與《周禮·天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的記載形成呼應,既標志著周人早期國家治理體系的初步形成,也與《周禮》中系統化的官制記載存在淵源,體現出周代治理制度的漸進發展。陜西周原遺址(周代早期都城遺址)的考古發現更印證了這一點:遺址中不僅有規整的城垣、宮殿基址,還有布局嚴謹的宗廟遺跡,恰與詩中“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的制度建設相契合,符合考古學對“早期國家”“有城邑、有禮制、有分工治理”的定義。
不再是僅憑首領威望維系,而是以“制度規范”管理族群:宮室的“其繩則直”,不僅是建筑的規矩,更是社會秩序的象征——從平民居所到貴族宮室的有序規劃,標志著“社會分工”的形成;宗廟的“作廟翼翼”,不僅是祭祀的場所,更是文化認同的核心——通過共同祭祀先祖,強化族群的“集體記憶”。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認為,周代的“禮樂制度”是中國文化的“奠基性建構”,而古公亶父的治理探索,正是這一建構的“雛形階段”。這場為文明立規矩的“建制創業”,為華夏文明搭建了“秩序骨架”——當治理從“依賴個人”轉向“依賴制度”,文明才有了支撐更大體量、更長遠發展的可能,這與現代組織從“創始人管理”到“標準化體系管理”的升級邏輯,有著跨越三千年的呼應。
四、價值創業:文武二王確立“政治倫理”,文明的“精神內核”
古公亶父的建制創業搭建了“制度骨架”,而文王、武王接過“創業”接力棒,以“價值創業”為文明注入靈魂——確立“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為華夏文明定下千年精神基調。《詩經·大雅·皇矣》以“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開篇,打破了此前“天只佑護王族”的神權邏輯,明確提出“天的意志以‘民之莫’(百姓安定)為標準”,這正是“以德配天”的核心前提。 文王的“價值實踐”,在于以“德”凝聚人心。《詩經·大雅·文王》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的詩句,便體現了他以德服人的政治智慧。他“其德克明”(能明辨是非)、“其德克順”(能順應民心),不僅贏得族內擁戴,更讓“諸侯皆來決平”(《史記·周本紀》),連鄰近部落都主動歸附。甚至“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也是為了討伐“侵阮徂共”的不義者——他的“武力”,始終服務于“維護正義、安定百姓”的“德”。到了《武》篇,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被描繪為“允文允武,昭假烈祖。佑啟我后人,咸以正無缺”的正義之舉:商紂“好酒淫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史記·殷本紀》),失德失民;武王“以仁伐不仁”,正是“以德配天”的實踐。正如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所言,“‘以德配天’的觀念標志著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轉折,從神權政治轉向德性政治”。這一轉折在《尚書·泰誓》中更具象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記載,清晰揭示出“德”的本質是對“民”的責任。
從此,“德”逐漸成為華夏文明的精神內核:從“為政以德”的治理原則,到“君子尚德”的人格追求,再到“以德服人”的處世智慧,這場由文武二王完成的“價值創業”,讓華夏文明超越了地域與時代的局限。它鐫刻在《皇矣》《武》的詩行里,告訴后世:文明的延續,從不依賴武力征服,而依賴對“人”的尊重、對“善”的堅守——這正是華夏文明能穿越三千年風雨的精神密碼。
結語:詩行里的創業密碼,文明的永恒接力
鐫刻在《詩經》中的這部華夏創業史詩,早已超越懷舊的歷史敘事,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創新基因與精神源泉。從后稷的“技術創業”到文武二王的“價值創業”,展現的是華夏先祖不畏艱難、勇于開拓、善于總結、持續創新的文明歷程。這份深植于文化底層的創業精神與文化自信,不僅是中華民族過去輝煌的基石,更為我們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民族復興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源與精神動力。
當我們夯實農業根基、突破農業科技等“卡脖子”技術,是對后稷“以雙手拓生機”的當代續寫;當我們在百年變局中凝聚力量,是對公劉“逆境鑄團結”的精神回響;當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對古公亶父“以建制立秩序”的智慧延伸;當我們以文明之姿對話世界,是對文武二王“以德配天”的價值重構。《詩經》中的詩句或許定格在商周的田疇與城郭,但華夏文明的“創業”精神從未止步,繼續激勵著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與文明創新——從先民的農耕奠基到今天的民族復興,本質上都是同一場文明敘事的接力,也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提供了深層的文化資源與歷史自信。
三千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再次翻開《詩經》,讀到的不只是古老的詩句,更是一個民族的“創業初心”:以務實之姿扎根大地,以團結之力應對挑戰,以制度之智構建秩序,以精神之光照亮前路。這,正是《詩經》留給華夏文明最珍貴的禮物,也是我們續寫新時代“創業史詩”的底氣所在——因為那些鐫刻在詩行里的文明密碼,早已成為我們血脈中的一部分,指引著我們不斷向前。(文/黨雙忍)
注:在周代,中國文化基因進行了第一次系統編碼。這一破天荒的文化壯舉,成就了中國文化的那個“1”。從此,生生不息,開啟了從“1”到“100”的華夏文明進程。本文從《詩經》提供的信息,回望中國文化系統編碼前的那一段不同尋常的“創業史詩”。中華民族的這部創業史詩,沒有荷馬史詩的浪漫調性,卻充滿了生生不息的煙火氣象。2025年9月24日于磨香齋。